在了解我国利益分化的表现之后，想知道我国利益分化的缘由吗？

   　第一，现阶段我国利益分化现象的出现是市场竞争的直接结果，是竞争机制发生作用的体现。

　　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中，中国经济进程最大的受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筑，而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之一。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从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而言。从达尔文的自然法则角度看，有优胜劣汰之说。当然，这不是鼓励“胜者恒胜，强者恒强”现象的存在。而是表明：每个人的资质察赋确实各有不同，加上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出现利益分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不可避免的。

　　从市场竞争的趋势看，经济上的分化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分化，它承认个体与生俱来的竞争资源和能力，承认收入分配多样化，允许利息、股息等“按资分配”比重上升，承认社会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如因人力资本存量不同，劳动者对社会贡献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把握市场机遇和抗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同、竞争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经营管理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等都属于正常的利益差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市场竞争推动着信息、人力、资源大流转，打破地域限制，创建国际和国内的市场大平台。社会主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觉醒后，利益饥渴现象推动利益主体狂热地追求利益，这种力量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强劲动力和活力。资源的流转也催生和塑造了众多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导致了利益分化。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后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政府管理层提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并希望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带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此举促成了多样化、差异化和层次化的利益格局，从而打破了曾经存在的“大锅饭”状态，促使竞争机制的形成。

　　第二，体制转轨中出现黑色和灰色收入地带，造成某些人利用不当资源暴富。

　　当然，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会更深刻，力度更强。有时社会整合难以适应它的快节奏而使社会出现或存在短暂的“无序和失衡”现象，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不规范的低水平的竞争大量存在，如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短期性，投机行为、欺诈行为、非法暴利、野蛮垄断甚至犯罪行为等现象屡屡发生，趋利动机和暴富心理增强，假冒伪劣产品及偷漏税现象不时存在，一些旧传统的东西也沉渣泛起。一些人致富主要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显然，贫富差距背后隐藏着不公平色彩，因而民众强烈呼唤着公平。腐败现象的蔓延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转型时期市场机制的不成熟也对收入差跑趣到了放大作用，已经过时的计划体制由于没有完完全全脱出体制转轨期，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看到其合法的或非正式的影响力，加上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不少资源和生产要素短缺，使得某些非正常甚至非法的东西严重地干扰着分配过程及分配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利用行政力量凌驾于经济规律和经济行为之上，保护、扩张地方利益，区域间和部门间分割封锁；官商勾结，通过“地下”方式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以“超经济”的力量获取特殊的垄断利益。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了“真空”，由市场表现出来的追求利益的能量难以疏导到新的合理的经济秩序中去，这使得转型和发展中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更加重要。

　　第三，城市与农村二元分化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居民的收人差距。

　　现阶段的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这不仅仅是身份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差距。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将逐步实现城市化，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_：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目前中国80％左右的人口依然在农村，城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在慢慢增大，但速度明显过于缓慢。从西方国家的转型历史来看，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一1980年)农业人口则下降了65％14。在工业化过程中，留在农村的数量较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我国的现状是，农民被工业化和现代化远远地甩在后面，劳动力大量留在农村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则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

　　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分析，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快于农村，城镇居民收入渠道多元化，而且城市工资收入刚性强，在攀比压力下不断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仍然以农业为主，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自然扩大。

　　另外，限制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户籍制不仅仅是人口登记的一种管理式，更重要的是它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分离开土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收入低、环境差或者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没有低保，不能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待遇，他们的子女可能无法和城市孩子一起上学。户籍制度的存在，拉大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四，优先发展东部策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拉大区域差距。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推行的是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为平衡西部比东部经济落后的现实和结合备战需要。中央把大量投入放在西部地区，重点企业电优先安排在中西部。这种战略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部地区因此建立起一定的工业经济体系。由于西部地区相关配套如技术、人才等跟不上，加上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不断上马，均衡经济战略施行的效率较为低下。原先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由于被忽略，投入不足、设备更新慢，它们的发展也显得后劲不足，该战略的施行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考虑到沿海地区具备地理优势、历史渊源、贸易传统、观念意识等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即将经济发展重点由沿海向内地梯度协调推进，允许一部分人、行业、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遵循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我国在政策上向东部地区倾斜。。六五”计划规定，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计划进一步强调，要按照东一中一西的顺序安排发展重点，沿海地区要加速发展，中部地区要有重点地发展，西部地区则应做好进一步开发的准备。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如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无不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投资规模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央政府施行的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东部地区抓住机遇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引进外资，迅速发展农村工业，成为了先富起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产业链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带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综合体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阶段，经济进步、条件好。吸引更多的技术和人才涌迸这片热土寻求机会：这些技术和人才的加盟，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远远走在中西部的前列，东部地区的各项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程度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东、中西部差距逐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