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产要素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应遵循马克思这一原理：“消费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以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为例，城乡收入的差距与生产要素分配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的城乡结构，从区域来讲，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少得多，却控制着全民所有制资源；农村人口比城市多，只控制部分土地所有制（因土地出售，绝大部分收入被城市拿走）的少量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城市控制的生产要素多，质量好，居民与生产要素结合的机遇多，占有和使用生产要素的数量就大、质量就高，从而其收入自然就高；其次，城市居民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农民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却得不到回报，是二等公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这必然使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扩大；最后，城乡最大的差距是知识水平上的差别，农民文化知识相对贫乏，这是农民的致命伤，它剥夺了农民就业和获取高收入的机遇。农村占有生产要素的匮乏，就使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就不能发家致富，增加收入，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的形成，既不能怪罪效率优先，更不能用公平分配去解决，只能从生产要素分配入手，在使用生产要素上农民应与城市居民获得同等待遇，才有利于社会公平。

　　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不是随心所欲的，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要素的公平占有不是重新分配，而是破除人为的划分，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经济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有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公平机遇只是一个前提条件，还需要在运行规则上的公平，即大家所使用的是同一规则。这一规则主要指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政策制定上如果是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必然会影响一些人的收入。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在征用农民的土地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存在巨大差价，在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上低于城市同等工人，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救济、社保等方面，农村与城市存在重大差别，以及农民在城市就业受到刁难和不公正待遇，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偏重于城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农民的收入。在政策执行上如监管不严，甚至有亲疏之分，如偷税漏税，也会使一些人暴富。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处理，即便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无法解决，必须在政策上实行同一规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因而生产要素的分配就决定了收入分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所以，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不能用公平分配，只能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使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用同一规则，大家机遇均等，公平竞争。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四大类，但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及其对国民收入的分割则要么被忽视了，要么重视不够，因而一直只强调劳动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要在继续凸显劳动作用的同时，给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以足够的重视，使它们也合理合法地得到回报。这其中特别要强调两种要素的作用和回报：

　　一是人力资本。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正在大幅攀升，人的素质和知识、才能等对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如何使人力资本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土地以及资源性财产。它们对于财富生产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于它们参与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却一直存在模糊认识，这表现在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免费或低价使用的。在我国，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免费或低价使用，意味着它们的收益被少数人侵占了。这也是我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土地和资源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是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时应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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