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公平的支付能力标准亦称“能力说”，即根据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判定其应纳多少税或其税负应为多大。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应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

　　在西方经济学界，这是迄今公认的比较合理也易于实行的标准。但如前所述，同意按照纳税能力征税是一回事，怎样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是另一回事。西方经济学界对纳税能力如何测度的问题说法不同，其中主要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议。

　　(1)客观说。主张以纳税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测度其纳税能力的标准。由于财富多用收入、财产和支出来表示，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测度，也就可具体分为收入、财产和支出三种尺度。

　　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最好的尺度。因为收入最能决定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消费或增添其财富的能力。收入多者表示其纳税能力大，反之则小。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曾指出，所有税收，不论其名义基础如何，都应当是落在个人收入上面。但问题在于，收入一般是以货币收入来计算的，而许多纳税人可取得货币以外的实物收入，对实物收入不纳税显然不够公平；纳税人的收入也有多种来源，即包括有勤劳收入，亦包括不劳而获的意外收入或其他收入。对不同来源的收入不加区分，统统视作一般收入来征税，亦有失公平；收入并不是衡量纳税人相对经济地位的足够精确的指示器。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窖藏黄金的人和一个乞丐，都可能是“零收入”者(即收入方面为零的意思)，但不会有人认为他们具有等同的纳税能力，因为财产的所有权也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如果仅按收入征税，即使从横向的意义上看，也不可能认为是公平的。

　　财产也可以被认为是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合适尺度。财产代表着纳税人的一种独立的支付能力。一方面纳税人可以利用财产赚取收入，仅仅拥有财产本身也可使其产生某种满足，另一方面纳税人通过遗产继承或受赠等而增加的财产拥有量，的确会给其带来好处，增加其纳税能力。但按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其纳税能力，亦有一些缺陷：一是数额相等的财产并不一定会给纳税人带来相等的收益；二是有财产的纳税人中，负债者与无债者情况不同，财产中的不动产与动产情况也不同；三是财产情形多样，实际上难以查核，估值颇难。

　　消费支出可作为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又一尺度。消费充分反映着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日常生活中消费多者，其纳税能力必大，消费少者，其纳税能力必小。而且，个人消费支出也可通过纳税人的总收入情况来估算，进而可根据消费支出数字设计税率。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库拉·卡尔多曾指出，作为课税基础的应当是消费，而不是收入。衡量一个人实际上从经济中抽出多少资源作为个人使用的最好尺度就是消费。如果一个人对其消费能力予以节俭，即将一部分收入用作储蓄，则应在税收上予以鼓励，可不将用作储蓄的部分计入课税基础。因为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从而提高总的生产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消费额度超过其收入额度(如赊购或动用其过去的储蓄)，他就应该按其消费额度多缴税。因为消费会减少资本储备，不利于总的生产能力的扩大。这实际上是主张用加重课税的办法限制消费，而用税收减免的办法鼓励储蓄。但它也有不足之处：按消费支出纳税不仅会延迟国家税收及时入库，而且由于不同个人、家庭的消费倾向大小相同，如甲、乙两人，每个家庭消费费用都为1000美元，但甲每年收入是2000美元，乙仅为1000美元，若都以其支出数字确定纳税能力，也会产生不公平。

　　从客观说所主张的三种衡量纳税人纳税能力的尺度来看，无论哪一种都难免带有片面性。绝对准确且公正的测度纳税能力的尺度，实际上难以找到。现实并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以一种尺度为主，同时兼顾其他两种尺度。

　　(2)主观说。主张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的牺牲程度大小作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而牺牲程度的测定，又以纳税人纳税前后从其财富得到的满足(或效用)的差量为准。这种说法认为，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无论如何都是经济上的牺牲，其享受与满足程度会因纳税而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税能力也就是忍耐和承担的能力。如果税收的课征，能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感受的牺牲程度相同，那么，课税的数额也就同各自的纳税能力相符，税收就公平。否则就不公平。具体又有均等牺牲、比例牺牲和最小牺牲三种尺度。

　　均等牺牲(亦称“等量绝对牺牲”)，要求每个纳税人因纳税而牺牲的总效用相等。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人们的收入与其边际效用成反方向变化，收入越多，边际效用越小；收入越少，边际效用越大。也就是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大，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据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对边际效用大的收入和边际效用小的收入征同样比例的税，则前者的牺牲程度就要大于后者，这样的税收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为使每个纳税人牺牲的总效用相等，就须对边际效用小的收入部分征高税，对边际效用大的收入征低税。或者说，对高收入者征高税，对低收入者征低税。

　　比例牺牲(亦称“等量比例牺牲”)，要求每个纳税人因纳税而牺牲的效用与其收入成相同的比例。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与纳税人收入增加相伴随的是边际效用的减少，但高收入者的总效用总是要比低收入者的总效用大。为此，须对所获总效用大者(即收入多者)多征税，对所获总效用小者(即收入少者)少征税，从而有可能使征税后各纳税人所牺牲的效用与其收入成相同比例，以实现税收公平的目的。

　　最小牺牲(亦称“等量边际牺牲”)，要求社会全体因纳税而蒙受的总效用牺牲最小。要做到这一点，就纳税人个人的牺牲来讲，如果甲纳税的最后一个单位货币的效用，比乙纳税的最后一个单位货币的效用小，那么，就应该将乙所纳的税收加到甲身上，使得二者因纳税而牺牲的最后一个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就社会总体来说，要让每个纳税人完税后因最后一个单位货币而损失的收入边际效用彼此相等，故须从最高收入者开始递减征税，对最低收入者实行全免。

　　从主观说所提出的三种尺度来看，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以主观唯心论作为推断的基础，而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故都难以赢得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承认。但就其实际影响而言，最小牺牲设想较为周到，亦言之有理，所获评价较其他两种尺度更高一些，流行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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