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开始衰落，亚洲地区的“成长轴”日益增多。

　　首先，日本的雁首效应开始下降，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缓慢。90年代，美国取得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成功，逐步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日本也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高技术化和和知识化，痛感经济发展模式应从“贸易立国”、“产业立国”转向“技术立国”。但由于日本技术进步的模式是“吸收一消化一创新模式”，没有美国那样厚实的基础研究，再加上自身对国内重化工的大规模投资而固化了以钢铁、汽车、石化、家用电器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局面，使得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在东亚的技术优势，日本在技术输出上采取了保守姿态，削弱了雁首对雁行模式中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拉动效应。

　　2.日本国内经济衰退。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日本国内不良债权大量堆积，金融机构坏账达6千亿美元，居民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国内需求一蹶不振。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还出现自1967年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企业设备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使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遭到沉重打击，雁首的经济衰退使之无法对雁行模式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起到领航拉动作用，雁行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发生严重动摇。

　　3.日本国际信誉度进一步下降。一方面，日本在二战中对东亚各国所犯罪行历历在目，但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在百般遮掩与否定，引起了东亚各国的反感。另一方面，作为雁首的日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亚洲经济中处执牛耳的地位，同时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维护亚洲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以其实力本应有所作为，但却不负责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贬值，这虽然一时使日本产品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抵消了东南亚货币贬值导致的对日产品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却使东亚经济更为动荡，东南亚国家损失更为惨重。日本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问题时选择损害别国利益以自保，导致了亚洲各国的不信任感，被认为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这些都从事实上表明了日本雁首效应的下降。

　　其次，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对雁行模式形成挑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在雁行模式发展的初期与繁荣阶段，中国这个沉睡着的大国被排除在雁阵之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理所当然也被纳入“雁阵”中来，与东盟一些国家同处于雁尾。中国以其相对丰裕的资源优势和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顺应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分工，尤其是参与东亚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从整体上看，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再处于雁阵之尾，而逐步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引擎”。东亚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表的季度报告称，东亚区域内跨国与跨地区的投资以及东亚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正同迅速增长的东亚贸易同步发展，区域内贸易已经从1990年的2800亿美元猛增到1999年的7320亿美元，而区域贸易增长的原动力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正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报告预测，2003年中国在东亚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日本。

　　再次，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始改变对雁行模式的过度依赖，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痛定思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以找出自身国内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缺陷，并积极进行调整和改革。

　　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也使得指望依靠日本经济重新振作带动本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东亚国家希望破灭。这使得传统的雁行模式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东盟国家之间区域内经济合作大大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加快，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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