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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之下,全球通胀预期升温。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国内的上游涨价是否会逐渐向下游传导,引发新一轮通胀预期?4月19日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大宗商品价格不会长期上涨 新闻发言人孟玮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供需关系短期调整、流动性宽裕以及投机炒作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具有修复性和阶段性特征。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仍不稳定、不平衡,大宗商品供需两端并没有出现整体性、趋势性变化,其价格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物价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但这种传导影响总体上是有限的、可控的。”孟玮说,我国有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和潜力,同时,我国有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供求循环明显改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构建。因此,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她分析,具体来说,食品和服务在CPI中占比高,且受国际因素影响较小,粮食供应充裕,猪肉价格随着生猪生产恢复逐渐回归正常水平,蔬菜、水果价格将呈现季节性变化,这些都是CPI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同时,工业消费品产能充足、供给充裕,市场竞争充分,价格有望保持基本平稳。 “预计今年CPI同比涨幅总体呈温和上涨态势,能够保持在全年物价调控目标以内。”孟玮说。 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 今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如何? “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孟玮称,为此,发改委将全面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抓紧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分行业分领域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 她透露,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八方面工作:一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二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三是坚持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狠抓重点领域节能;四是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五是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和市场化机制;六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七是推动全民节约,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八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 国内经济仍处恢复发展期 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剔除季节性因素后,较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过去两年平均增长5%。规上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等分别不同程度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孟玮称,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已从疫情影响中稳定恢复。我国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保持,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提高了0.3个百分点,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进一步看好。 但她同时谈到,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仍处于恢复发展期,一些经济指标同比呈现高速增长,与去年同期基数低、今年春节就地过年工作日增加等带来的不可比因素有关。 “当前,全球疫情和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恢复也不平衡,一些行业企业恢复还比较慢,部分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中还遇到不少困难。”孟玮说。 下一步,发改委将持续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具体包括,有针对性地实施好结构性减税等措施,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力度不减,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各项措施,继续加强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加强原材料等市场调节,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不断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1-04-20
随着经济稳步恢复,前期政府加杠杆转为适度降低杠杆,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预留政策空间。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8.3%,比2019年同期增长10.3%,显示出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但经济企稳的同时,国内外不确定性风险依然较大,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仍需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安排财政赤字和举借债务要与经济逆周期调节相适应,将政府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并预留应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政策空间。 在此之前,3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3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引导地方利用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合理降低政府杠杆率,防止盲目铺新摊子,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今年为何要降低政府杠杆率?如何降低政府杠杆率?政府杠杆率能有多大程度的下降,将带来哪些影响?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多位财税专家,他们普遍认为,去年为应对疫情,政府杠杆率有明显上升,而随着经济稳步恢复,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需要控制政府杠杆率,也就是政府负债率。尤其是未来政府显性债务仍保持适度增长大背景下,要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并积极稳妥处置存量隐性债务。 第一财经:怎么理解政府杠杆率这个概念,是否包括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目前中国政府杠杆率是什么水平,风险是否安全可控?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政府杠杆率基本上等同于政府负债率,就是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目前官方统计的2020年底政府负债率是45.8%,但这里的政府债务不包括政府隐性债务。 目前来看,中国的政府杠杆率水平低于国际警戒线(60%),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前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明显,这部分债务并未统计在政府杠杆率中,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债务风险。这部分隐性债务体现在整个宏观杠杆率中。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政府杠杆率实际就是政府负债率,一般不包括隐性债务,目前政府负债总体风险可控。去年受疫情影响,政府杠杆率有明显上升(增加约7个百分点)。今年政府债务发行规模略低于去年,整体上来看,政府杠杆率总体平稳,甚至可能略有降低。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上述国务院提及的政府杠杆率下降,这里的“政府杠杆率”是指全国包含地方隐性债务的口径。宏观杠杆率要下降的实质是GDP增速要快于负债增速,如果将负债视为投入,GDP视为产出,则可以大致将政府杠杆率的变化视为产出效率的变化。但是随着基建边际产出下降,政府杠杆率易上难下。 2020年底,我国显性政府债务的杠杆率是45.8%。按照今年GDP名义增速10%计算,2021年GDP为111.76万亿元;而根据今年预算报告,2021年新增赤字3.57万亿元,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合计增加债务7.22万亿元。按此数据计算,则政府杠杆率为48.1%,高于2020年2.3个百分点。 所以显性债务杠杆率是很难下降的,除非严格控制并降低隐性债务增速,才可能使得总体政府杠杆率下降。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显性债务水平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偿债集中带来压力;二是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大,财政减收压力下地方债务风险有所扩大;三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仍待化解。 近年来,政府杠杆率增速得到控制,去年因疫情特殊原因快速提高。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到地方政府债务的两面性,既有风险的负面影响,也要认识到债务推动了经济发展、积累了一批优质资产的积极作用,适度超前举债拉动基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债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且风险越来越高。未来债务仍会上升,应该控制的是宏观杠杆率的增速,化解风险不宜粗暴地直接削减债务,而是通过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做大分母来稳定债务率。 第一财经:政府杠杆率有多大下降空间?如何降低政府杠杆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毛捷:政府杠杆率大幅下降不太可能。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时,政府杠杆率基本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很少有下降。 从中国情况来看,前些年短期限的地方政府债券相继到期,今明两年是还本付息高峰期,需要发行再融资债券来偿债,因此近些年地方再融资需求大,显性债务的负债率不大可能大幅下降。因此当前主要降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冯俏彬:政府杠杆率下降的具体幅度很难确定,但是总体来看,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降低政府杠杆率的表态,说明在保持财政政策不搞急转弯,继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前提下,高度关注政府负债率上升的问题,关系到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安全。把政府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能够为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目前国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方向十分明确:一方面是有效管好法定债务,合理确定债务规模,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另一方面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长,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温来成:疫情之后,财政政策逐步走向常态化,今年估计政府债务率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只是一种导向。目前主要还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罗志恒:目前来看,显性债务杠杆率难以下降。隐性债务在通过展期、转企业债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增速将被控制住,但是要完全控制甚至绝对规模下降是比较难的,因为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形势依然紧平衡,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仍继续借债。 城投债不能全部算作地方隐性债,也不能全部算作企业债,而是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介于企业债和政府债之间的性质。在城投公司的组织、人事任命均由政府控制的前提下,城投债某种意义上承担政府职责,目前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城投债余额为10.76万亿元。如果要使包括城投债在内的政府债务杠杆率下降,根据计算,城投债的余额要净减少1.5万亿元,难度较大。 降低政府杠杆率,短期需要化解存量集中到期风险,比如安排财政资金偿还,通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为偿还债务留出空间等;中期应着眼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政绩考核体制和政府债务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控制债务增量;长期应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分母降低杠杆率。
2021-04-20
[ 目前,中国共计对23个国家的官方债务实施缓债措施,缓债金额超过13亿美元,是G20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 ] “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全球融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债务压力加大。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融资可持续性,是外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带一路’有着巨大的融资需求,关于可持续融资,我认为发展造血、把握适度、来源多样、投融共赢这四个关键字相当重要。”4月1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也表示,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重组与消减等问题。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透露,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围绕解决最贫困国家债务脆弱性问题,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可持续融资的四个关键字 胡晓炼解释称,发展造血指的是在项目建设上要重点支持有利于东道国造血功能的项目,以可持续发展来保障融资的可持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融资,主要还是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通、电力、工业等行业的建设。我们认为,资金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这才是融资可持续的一个基础。” 把握适度意味着,需要根据经济规模、发展阶段、未来潜力等因素开展融资,不超越东道国发展的阶段和财力承受能力,融资的规模要适度,融资的节奏也要适度。 来源多样方面,不仅资金来源要多样化,融资方式也要多样化。在胡晓炼看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资金需求,单单靠任何一个渠道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动员多方面的资金开展投融资合作,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不同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必须综合发挥信贷、融资、债券、贸易、金融等多种融资方式,根据项目实际特点来灵活设计融资方式、方案。”她称。 投融共赢则指资金的融入方需要通过项目建设获取经济社会收益,而资金融出方也要获得资金安全保障。胡晓炼提出,两者不是非此即彼、只选其一的关系。 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共鸣,一些发达国家也逐渐重视对相关国家和项目的投入。 比如,2015年,日本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扩大对海外基建的资金支持;自2017年起,法国大力推动非洲战略,并寻求成为非洲长期可靠的经济伙伴;2019年,美国提出针对非洲和美洲的繁荣、增长两项倡议,增加对这两个地区的投融资力度。 胡晓炼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已经对促进全球融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包容的合作倡议,也乐见更多的资金,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 关注债务重组与削减问题 2020年疫情暴发以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债务压力加大。 今年4月,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延长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6个月到2021年年底,同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总额为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以帮助应对疫情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目前,中国共计对23个国家的官方债务实施缓债措施,缓债金额超过13亿美元,是G20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 据胡晓炼介绍,目前G20正在开展第二轮缓债工作,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克服疫情冲击,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同发展、共命运的合作精神。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对外新签合同2555亿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一带一路”新签1415亿美元(占对外新签合同的55%),下降8.7%。今年二季度海外经济恢复将驱动国际工程订单增加。 周小川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很多成绩,不少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高度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其中,就包括如何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重组与削减等问题。 周小川也注意到部分国家对于债务重组后对其国际评级影响的担忧,“尽管G20点出了符合债务重组标准的77个国家,但许多国家根本不提出申请。”周小川认为,这些国家一方面是担心所能得到的钱不足够,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国际评级下降,多方权衡后选择了放弃重组。 在周小川看来,“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使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工业投资找到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形成可持续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全球气候变化,注重绿色发展。” 胡晓炼表示,在债务问题的处理中,中国需要兼顾债务债权双方的利益。“可持续融资不是无偿援助,不是社会福利性的资金帮扶。”她指出,从资金有效使用的激励约束机制看,一般来说,无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够高,而东道国承受成本相对较低的融资,既可以吸收汇集更多的资金供给,也有利于激励资金使用能够有更高的效益。 钱克明则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且相当复杂,解决该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发展。“如果债务重组后评级降低,致使其在国际上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融资困难增加,今后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积极性上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此,中国注重与相关国家积极开展融资合作,共建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造血项目。钱克明透露,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围绕解决最贫困国家债务脆弱性问题,与各方面加强沟通,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重点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钱克明还表示,下一步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考虑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首先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燃气、太阳能、风能、水电、核电等高效清洁和卫生的可再生能源,并与传统能源企业密切结合,在各国开展适应当地发展需求且具备更优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的能源投资合作项目。 第二,鼓励企业高标准开展境外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推进绿色施工,注重采用环境友好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妥善处理好项目与当地居民、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第三,把绿色理念贯穿到对外投资合作全过程中,鼓励企业开展境外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运营、绿色创新,打造中国建造的绿色品牌。
2021-04-20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经济数字化,无接触交易和支付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疫情下,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研究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国数字货币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数字货币将如何改变支付?对金融体系和普通人的生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4月1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会“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论坛上,人民银行新任副行长李波表示,数字人民币目前的发展重点是推进在国内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我们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是让市场做出选择,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便利化。” “我们也不会急于求成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国内数字人民币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和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建立一个长期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李波称。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则表示,中国特别重视实体经济,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都需要与实体经济有密切的结合,为实体经济服务。 多国推进央行数字货币 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就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等问题进行研究。2019年8月,明确“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为2019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之一。 “我们的系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系统。”李波表示,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双层体系的设计,和实体货币一样。双层体系可以兼容货币和银行体系,从而确保脱敏化的风险最小化。同时,人民币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可控的匿名性,实现小额交易匿名化、大额交易可追踪,这种设计也是数字人民币的理想特点。此外,数字人民币正在尝试一套混合系统,使得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系统、准银行账户系统挂钩,在不同的技术方案下实现不同程度的耦合。 李波认为,迄今为止的试点很成功,数字人民币的正式推出尚没有具体时间表,未来将继续做好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范围,打造数字化人民币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据李波透露,目前人民银行正在考虑通过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在更多场景、更多城市进行试点,进一步加强生态系统的建设,例如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试点场景中,数字人民币不仅会对境内用户开放,也会面向国际用户。 推出数字货币后,将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周小川表示,数字人民币最初的思路是给大众提供更方便、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体系,而这一转变从零售系统开始。“中国有一个14亿人的非常大的零售市场,央行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想过是不是需要做批发系统,或者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从零售系统开始。”他认为,数字人民币的起始点就是做好零售系统,零售系统效率提高是开展其他所有业务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批发系统、跨境支付操作才具备可能性。 周小川也认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上尚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各国央行主权货币的问题,有很多国家警惕本国资产外币化、美元化,存在反洗钱、反恐要求,会更希望货币政策有独立性。所以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会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未来需要逐步解决。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表示,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纸面现金形式,零售型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人们的真正需求,银行必须对这样的需求做出回应。 他进一步称,接下来央行数字货币首先必须保证其安全、高效,其次要得到社会的广泛使用。“目前很多央行的基础设施还不能兼顾那么多的零售用户,所以仍然有赖于商业以及第三方支付供应商。” 探索跨境数字支付与协作 当下,包括中国在内,多国央行都开始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近半数央行同时聚焦于通用型和批发型的央行数字货币。 2月,中国人民银行披露,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称“央行数研所”)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将进一步研究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构建有利环境,让更多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央行共同研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支付能力,实现央行数字货币对跨境交易全天候本外币结算。 根据时间表,该项目的联合发起方之一泰国央行将在2021年~2022年进行零售型数字货币的测试。而早在2018年,泰国国内银行间数字货币业务开始内测,2019年测试了跨境银行间数字货币交易。 泰国中央银行泰国银行助理行长瓦奇拉·阿罗姆迪在论坛上表示,对泰国这样的小型开放型经济体而言,跨境支付尤为重要。在设计零售型数字货币时主要考虑到三个问题,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金融稳定、数字货币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因此采用了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体系。 贝宝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邱寒观察到,疫情期间,越来越多中国卖家直接用数字化支付处理资金流。“使用数字支付的业务增长率是未使用的4倍,在本地化的经营中,使用数字支付的增长速度也达到了3倍,整体来说,使用数字支付的确帮助了他们的业务增长。” 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性的挑战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CEO哈维尔·佩雷斯·塔索表示,只有建立好央行数字货币的基础架构,才能讨论是否能行之有效,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打通各国内部的架构,实现跨境系统的兼容性。 他也提到,跨境支付涉及各国不同的金融政策,使得跨境支付效率不高。“我们的宗旨是让不同的技术和规则标准能够相互调和,加强国内外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这一点,银行在前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哈维尔称,目前,SWIFT正在与同行一同推进数字货币的进程,提高跨境支付的低价、有效性和透明度。 周小川认为,未来全球货币可能一体化,但是现在来讲还做不到。“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宏观调控、货币主权,汇率制度上不一样,有的国家还有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取消的。”在他看来,如果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各国也会以本币为基础,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依旧存在汇率和规则。这种情况下,数字货币跨境使用要考虑互操作的复杂性,尊重各国央行的货币主权。 鉴于很多国家已经着手在本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奥古斯汀认为,可以打造一套彼此兼容的央行数字货币网络,尝试不同的方法推进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兼容性,实现互操作。 奥古斯汀提出几种模式,其一是让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彼此兼容,建立互通系统;其二是建立一些互联性的链路,打造一个更加闭环的系统,在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中有接口建立链接,这样的链接是无缝的紧密连接。“一体化的系统可以把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包容进来,放到同样的具有互操作性的框架当中,这是一个最雄心勃勃的设想,也是实现难度最大的设想。” 能否与加密资产共存 比特币等私营的加密数字货币不断发展的当下,带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央行数字货币出现后,是否会打破市场平衡?二者能共存吗? 对此,阿罗姆迪认为,货币必须有交换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尺度、价值储藏等几大职能,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并没有价值尺度。“比特币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而非具备储值功能的货币。而稳定币的价值虽然更为稳定,但其中还有信任的问题。” 所谓稳定币,指的是和某个标的保持稳定兑换比例的加密货币,其相对稳定且有资产支持特性,最大程度地减少与加密货币市场相关的价格波动。目前稳定币主要有法定货币支持、加密货币支持和无抵押(算法稳定币)三种类型。 李波也表示,比特币和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另类投资),本身不是货币,加密资产的主要作用是投资工具,中国也正在研究对这一投资方式的监管规则,以及防范这类资产投资可能造成的风险。 “如果想让加密资产有更广泛的使用,对稳定币的监管要比比特币更加严格,将来任何稳定币要想得到广泛使用,必须得到严监管。”李波进一步表示。 周小川也指出,数字资产对实体经济究竟有什么好处,对此大家依旧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他强调,2008年金融危机的几个现象,就是金融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纯粹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投机交易。“目前我们并不是要对数字资产的衍生品下结论,但是一定要谨慎。”
2021-04-20
每经记者 张怀水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旭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海南依托电子处方中心进行互联网销售处方药放宽了市场准入。 《意见》指出,支持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将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立海南电子处方中心(为处方药销售机构提供第三方信息服务),对于在国内上市销售的处方药,除国家药品管理法明确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外,全部允许依托电子处方中心进行互联网销售,不再另行审批。 4月1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举办的“健康丝绸之路”分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处方药能够互联网销售,会提高患者获取处方药的便捷性,但需要关注安全性问题。在逐步放开网售处方药的同时,建议出台一些配套措施去降低风险。 发展互联网医疗需保护数据安全及隐私 对于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性问题,刘国恩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处方药要比非处方药对患者具有更多安全方面的影响。如果放开网售处方药,建议配合采取一些措施去降低风险。比如,大夫能否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对获取处方药的患者提供线上诊断,从而判断患者使用该药是否有问题。 在刘国恩看来,这将会催生新的产业发展。如果医生通过线上对患者用药合理性作出判断,在问诊的同时,还需要有基础数据。过去,基础数据主要保留在患者线下就诊的医院,以及患者自己拥有的医疗记录等。 刘国恩认为,如果一些基础数据可以上传至线上医疗平台,再加之互联网技术对数据进行储存和处理,就能够对行业产生较大的促进,将能为线上医生提供更全面的数据,线上将拥有近似于在线下看病所要求的那些条件和数据,由此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刘国恩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互联网医疗需要大数据的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对大数据的监管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才能把大数据顺利、有效地提供给相关的机构,并进行处理、分析和应用。 “这两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刘国恩强调,如果数据的安全隐私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相关部门在数据获取和应用方面,就应该加以一定的限制,去保护数据安全。不过如果有了这些限制,反过来也会不利于数据的顺利获取,比如影响医生在线上调取医疗数据,从而使线上问诊受到影响。 《意见》在这一方面也作出了规定,提出海南电子处方中心及海南省相关部门要制定细化工作方案,强化对高风险药品管理,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相关主体责任。利用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技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监管、药品流向全程追溯、数据安全存储。 发展健康旅游海南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海南发展互联网医疗具有哪些优势的问题,刘国恩回应表示,一方面海南本身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质量相对好;另一方面,国家也给了海南一些支持政策,这使得海南在推进健康建设方面有更大优势。 《意见》提出,支持海南国产化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发展,加大对药品市场准入支持,全面放宽合同研究组织(CRO)准入限制,支持海南高端医美产业发展,优化移植科学全领域准入和发展环境,设立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混改基金等。 其中,在加大对药品市场准入支持方面,《意见》明确,按照规定支持落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对注册地为海南的药企,在中国境内完成Ⅰ-Ⅲ期临床试验并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鼓励海南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按照“随批随进”的原则直接使用,有关部门不得额外设置市场准入要求。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在“健康丝绸之路”分论坛上表示,海南还会在健康“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海南本来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同时,海南本身在发展方面也有创新理念,同时也具有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能够享受到很多先行先试的政策。 张毓辉认为,未来的健康将更强调全面健康,而海南具有健康与环境、与技术相融合的优势,未来在发展健康旅游等方面大有可为。
2021-04-20
本报记者 李梦云报道 当下,无论是安装地图App、还是下载个游戏软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要求访问通讯录、手机相册等情形,这种"客气"的询问,几乎成了所有手机软件安装时的标配. 表面上看,商家似乎尽到了告知义务,但实际上,使用者别无选择,唯有被动接受.因为一旦选择了不接受,就意味着无法下载或者正常使用这些App.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用户被迫选择"允许"或"接受"之后,一些与使用App无关的个人信息就被软件平台非法收集,致使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存在被泄露的风险. 日前,为有效解决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地图导航、网络约车等39类常见类型移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要求其运营者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App基本功能服务.值得期待的是,该《规定》将于5月1日起开始实施. 整治App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势在必行 据工信部的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达345万款.在这些种类繁多的App中,很多都存在着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其中,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尤为突出,广大用户深恶痛绝. 2020年10月,工信部通报了第五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名单,共包括131款App.其中,被通报的App不仅包括输入法类、旅游出行类、电商类、音视频类等App,而且包括多款金融类App.这些问题大多数集中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和"违规使用个人信息"两方面,部分App还存在"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等问题. 事实上,早在2019年11月,工信部就首次开展了App侵犯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包括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在内的四个方面8类重点问题.2020年7月,工信部又相继部署了开展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在2019年11月整治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行动范围,将SDK纳入了检查范围;增加了整治App频繁自启动和关联启动的问题,以及对应用分发平台的监管. 这些专项行动,无疑对整治App超范围侵害用户个人信息的乱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过度获取用户隐私的行为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新规明确了App收集个人信息范围 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银生主任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诚然,使用App难免需要用户信息,但绝不能超过必要限度.目前,很多App软件开发公司通过捆绑功能服务方式,来一揽子索取个人信息授权.这无疑是一种变相地强制用户授权.因此,通过法规的形式来厘清何为'必要个人信息',以及'App收集个人信息范围'就显得尤为迫切." 值得关注的是,5月1日即将实施的《规定》,就明确划定了39种常见类型App的基本功能服务和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根据《规定》,所谓"必要个人信息",即保障App基本功能服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缺少该信息App即无法实现基本功能服务.根据该定义,我们可以明确:该必要个人信息是指保障App业务功能正常运行所最少够用的个人信息;同时,一旦缺少这些必要的信息,则会导致App服务无法实现或无法正常运行.比如,网约车App收集的位置信息,即时通信类App收集的用户移动电话号码等,在缺少这些基本的信息的情况下,App的正常服务功能将无法实现. 同时,《规定》不仅明确了地图导航、网络约车、即时通信、网络购物等39类App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而且还列举出了13类App在不需要必要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可以提供业务.其中包括:女性健康类、网络直播类、在线影音类、短视频类、新闻资讯类、运动健身类、浏览器类、输入法类、安全管理类、电子图书类、拍摄美化类、应用商店类等.例如,"运动健身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为"运动健身训练",在无需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再如"网络直播类App",它的基本功能服务是"向公众持续提供实时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信息浏览服务",也无需个人信息,就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 总而言之,在"必要个人信息"明确之后,消费者无论是在下载还是使用App时,都可以进行有根据地区分.针对那些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App可以拒绝使用,并向监管机关反映和举报. 个人信息保护更需法治保障 近年来,因App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漏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通过立法来有效遏制和打击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现象成为关注焦点.尽管当下,我国《网络安全法》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收集要坚持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尽快出台更为具体、详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成为了时代所需. 去年10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之后,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草案第四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这就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建立保障自然人行使个人信息权益的程序机制的义务并且受该程序机制的约束,在拒绝个人行使权利时,也应当说明理由.同时,草案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都规定了可以对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现象进行规制. 此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而此次公开的草案,则对《民法典》的这一规定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不仅规定个人可以请求删除的情形,还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的情形,具体包括:约定的保存期限已届满或者处理目的已实现;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个人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据悉,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有望近期提请审议,届时个人信息将通过立法手段得到特别保护,这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下对用户不利的现状.
2021-04-20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部署要求,加快推行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加快形成二手车交易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商务部、公安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制度方面着力解决二手车异地交易周期长、不便捷等问题,进一步促进二手车交易行业发展. 一是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当前我国二手车市场日益活跃,二手车交易持续增长,群众异地购车需求明显增多.为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通知》提出,对已登记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以下简称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买卖双方可以选择在车辆转出地或者转入地进行交易.办理交易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二手车经销企业、二手车拍卖企业等经营主体应当依规核验车辆及手续资料、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对在车辆转入地和转出地以外第三地进行交易的车辆,不得为其办理交易事宜.通过明确异地交易和发票开具要求,实现"马上办""就地办",切实保障在转入地办理交易手续的政策落地落实. 二是便利二手车转移登记.《通知》明确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转移登记实行档案资料电子化网上转递,群众办理完交易手续后,无需再提取纸质档案,减少提档等候时间,减少携带、保管、转交档案的种种不便.对在转入地交易的,二手车买方可以就地直接办理车辆查验、登记,无需再返回登记地验车、办理转出,变"两次登记查验"为"一次登记查验",减少两地往返. 三是规范二手车交易行为.《通知》进一步强化了经营主体责任,确保交易安全,维护交易各方合法权益.要求二手车经营主体在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前,应当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准确采集并及时报送相关交易信息,核对二手车交易双方当事人和交易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建立完整的二手车交易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时限保存.对二手车买卖双方委托代理人办理二手车异地交易手续提出了细化要求. 此外,《通知》对政策落地实施进度做了具体部署,明确2021年6月1日起,在天津、太原、沈阳、上海等20个城市(名单见附件)试点推行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自2021年9月1日起,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计划单列市全部推行;2022年全国全面推行.(商务部网站)
2021-04-20
◎记者 范子萌 林淙 ○编辑 陈羽 “稳”“稳中求进”“平衡、开放、稳定”——4月1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金融开放与金融合作”分论坛上,与会监管者在展望未来一年中国金融开放的规划时,多给出这样的形容词。 不难看出,“稳”是其中“最大公约数”。当前,中国金融不断开放大门,接轨世界。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开放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已成为金融界的重要议题。 开放下金融市场稳定性加强 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力度,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降低和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重磅政策相继落地,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如今已经正式清零。 借力逐步“引进来”的外资,中国金融市场渐趋成熟。“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从金融开放中获益很多,对我们的市场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近年来,股市运行平稳了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境外资金在市场定价方面的作用在增强。 “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我们的股市有很多价值可挖掘,但相对缺少能够挖掘价值的机构投资者,外资进来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方星海说。 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创造条件,比如通过将A股纳入各国际指数的因子进一步提升、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吸引更多外资进入A股市场。 在持续开放中,外汇市场稳定性也在增强。“支持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结构性因素将会持续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中国的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形势呈现汇率稳定、交易理性、收支平衡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民币币值较为稳定,体现出较强的韧性;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国际收支保持平衡,长期经营跨国投资保持活跃,而且,证券投资保持小幅净流入。 对外开放助力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过去20年里,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亚洲资本市场的崛起,并逐步成长为全球股权融资的重要市场。 作为目前亚洲地区市值最大的交易所,上交所总经理蔡建春从三个方面阐释资本市场对亚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力,包括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和持续推进开放合作三大方向。 蔡建春认为,支持科技创新应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使命。2019年,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与鼓励一大批“硬科技”企业上市发展。当前,科创板的产业聚集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市场的发展需要创新作为驱动力,也需要开放与合作作为催化剂。”蔡建春激情澎湃地表示,“以资本市场开放合作,促实体经济改革发展,将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实现下一个20年的辉煌。” 在中金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黄朝晖看来,以科技为推动的经济转型,光靠以前的间接融资体系是实现不了的,必须在现有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导的情况下,逐步往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系转变。 持类似观点的厚朴投资创始人兼董事长方风雷强调,股权投资在市场上的分量越来重要,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应有一席之地。他进一步表明:“这不仅对实体经济有积极影响,对财政收支也将有重大影响。” 防风险与走出去 在金融开放的浪潮中,对于开放和稳定的权衡是金融市场的重要议题。 方星海对于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充满信心。“在吸引更多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同时,证监会将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外资大进大出问题,做好防范。” 方星海表示,对于境外从事资产配置的资金和个人投资者资金,我国市场是欢迎的,同时证监会也不断在跟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沟通,防止外资进出大幅波动,在开放过程中,维护A股市场稳定。 在实现开放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方面,宣昌能表示,下一步将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高频监测,统筹发展对外开放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宣昌能表示,在外汇领域将重点打击违法违规,尤其是资金出入境的虚假交易。宣昌能强调,对真实合理的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需求,外汇局始终持支持态度,并将持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2021-04-20
◎记者 马婧妤 ○编辑 孙放 证监会正在研究制定禁止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拟上市企业的制度规定,系统规范离职人员入股行为,扎紧扎牢制度的笼子。同时,证监会将全面排查IPO在审企业,对存在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情形的,将加强核查披露,从严审核把关。 证监会官方网站昨日晚间发布了这一消息。对于近期个别媒体报道“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投资入股拟上市企业的,证监会一律不予受理,已受理的暂停审核”,证监会澄清表示,该报道内容不实,对于涉及系统离职人员投资入股的IPO申请,证监会均正常受理,并严格依法推进审核复核程序。 证监会官网消息称,近期,有媒体报道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突击入股拟上市公司,引发各方关注。证监会对此高度重视,坚持从防范违法违规“造富”、维护市场“三公”秩序、加强监管队伍廉政建设的高度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在审企业,对存在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情形的,加强核查披露,从严审核把关。同时正抓紧补齐制度短板,系统规范离职人员入股行为。 据介绍,近一阶段,证监会着力加强对突击入股、利益输送、“影子股东”、违规代持等行为的监管和规范。今年2月,证监会发布实施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指引,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加强股东穿透核查披露,强化临近上市入股行为监管,从严惩治违法违规行为。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证监会坚持刀刃向内,多措并举,突出强化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行为监管,着重开展了四项工作: 在股东信息披露核查过程中,要求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专项报告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情况;对存在此类情形的,组织相关证监局开展廉政核查,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严肃处理;加强审核注册人员的廉政监督,严格落实不当说情报备等制度,重点关注系统离职人员;建立内审复核机制,对相关企业的审核工作强化内审监督,确保审核过程公平公正、依法合规。 证监会官网消息表示,当前,证监会正在按照依法行政、强化监督的原则,研究制定禁止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拟上市企业的制度规定,有针对性地采取加固措施,扎紧扎牢制度笼子。 该制度规定的主要内容拟包括:明确不当入股情形,重点盯防利用原公权力谋取投资机会、入股过程存在利益输送等行为;系统人员离职前,进行专门谈话提醒,要求作出不得违规入股的书面承诺,研究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要求;制定专门的审核指引,强化发行审核中对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的靶向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纪的,及时移送、从严处理;完善内审监督复核程序,严格执行公务回避、与监管对象交往报告等制度规定。
2021-04-2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关实施准备工作持续推进;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将重点推动绿色低碳能源走出去,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更加注重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具备造血功能的项目;在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4月19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多部门人士进一步描绘出我国对外开放的蓝图。 与会人士认为,各国合作潜力巨大,应进一步完善机制,运用技术等多种手段,增加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澎湃动力。 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深化 业内人士认为,区域经济合作将更好地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与会人士表示,今年我国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2020年11月15日,RCEP正式签署,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 RCEP签署具有非常重大意义。财政部关税司司长蔡强在“RCEP:前景与影响”分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政府对RCEP非常重视,相关实施准备工作早已就绪。从货物贸易来讲,关税减让表、承诺表的转换工作中国内地已经完成。其他涉及的约束性义务大概有700多条,其中87%已经具备实施条件,剩下13%经过和其他部门认真梳理,协定生效后也可以立即实施。“现在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签署生效。” 除了推动RCEP尽早生效实施之外,“一带一路”合作也将进一步深化。“受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境投资都有一些下降,但是‘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中有进,弥足珍贵。”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透露,下一步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将重点考虑推进以下工作:首先是推动绿色低碳能源走出去,发展燃气、太阳能、风能、水电、核电等高效清洁能源,并与传统能源企业密切结合,在各国开展适应当地发展需求、具备更好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的能源投资合作项目;同时,将绿色理念贯穿到整个对外投资合作全过程当中,鼓励企业开展境外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运营、绿色创新,打造中国绿色品牌。 钱克明强调,下一步中国也考虑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方面更加注重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具备造血功能的项目,帮助东道国增加财政和外汇收入,提高偿债能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推进金融开放 维护金融稳定 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也不断推进。与会人士表示,未来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将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平衡好金融开放和稳定的关系。 在于4月19日晚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开放和金融合作”分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创造条件,促进并提升A股在国际主要指数中的纳入因子权重,纳入范围进一步扩大,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护好资本市场的稳定。 方星海表示,截至今年3月31日,外资持仓中国股市的比例是5%,虽然持仓比例不高,但是增长速度很快。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国股市近几年运行也比以往平稳了许多。他也表示,证监会非常有信心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证监会高度重视相关工作,会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方星海还说,证监会对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的外资“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有三种:第一种是境外散户,其比例很小,也不会影响金融稳定;第二种是境外的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资金,这类资金持仓比例很高,我们也非常欢迎;第三种是通过国外的券商以自营形式进来的资金,其背后是一些对冲基金,“这类资金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也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继续,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再恶化趋势,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中不稳定不确定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下一步,外汇局将坚持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发展变化,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高频监测,健全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开放合作 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从全球视角看,与会人士认为,未来各国合作潜力巨大,而增加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跨欧亚运输国际协调理事会秘书长根纳季·贝诺夫表示,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造成极大冲击,集装箱贸易与流通也是如此。令人意外的是,第一季度亚欧之间的铁路贸易实现了70%以上的增速。 对此,保利集团董事长刘化龙也深有体会。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相关国家搭建了很好的贸易畅通平台。“疫情期间,正是这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发挥了独特作用,推进了经济发展。” RCEP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介绍说,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从今年到2030年,RCEP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每年大概是1860亿美元,对各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是0.2个百分点,所以亚洲在区域贸易安排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贝诺夫看来,当前是最好的机会,要完善机制,采取行动,大幅度提升“一带一路”合作范围和深度,其中包括和中方打造新基础设施和开发新技术,有效促进经济的提升。 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彦辞也表示,虽然中国已经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未来中欧双方在货物贸易方面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目前欧洲和美国的服务贸易额比欧洲和中国的服务贸易额高40%,未来还应着眼于如何在服务贸易方面推进中欧合作。
2021-04-20
记者从19日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今年网络提速降费工作的重点方向将从网络“覆盖普及”向“提速提质”转变,从“普惠降费”向“精准降费”转变,包括有序推动5G网络按需建设和深度覆盖,面向中小企业用户、农村脱贫户继续实施精准降费,严查“强推5G套餐”等。此外工信部将加快民营企业进入宽带接入市场商用化进程,通过引入竞争促进资费下降。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在会上表示,自2015年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以来,五年来,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过了95%。企业宽带和专线单位带宽平均资费降幅超过了70%,各项降费举措年均惠及用户逾10亿人次,累计让利超过7000亿元。 针对今年网络提速降费工作的重点方向,刘烈宏表示,一是推进“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开展更大范围的千兆光网升级和入户改造,有序推动5G网络按需建设和深度覆盖,深化电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加快形成“双千兆”互补互促的发展格局,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二是继续实施精准降费。面向中小企业用户,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低10%;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面向农村脱贫户,继续给予5折基础通信服务资费折扣;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低于公众市场资费的具体优惠政策。三是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强推5G套餐”“新老用户不同权”“套餐夸大宣传”等行为。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强化5G和4G的协同发展,提升网络资源使用效率,保障城市热点区域、覆盖薄弱地区用户对不同制式网络的覆盖需求。 在完善农村信息基础网络方面,刘烈宏表示,今年再部署第7批电信普遍服务的建设任务,预计在农村及偏远地区支持1万个4G基站建设,推动宽带网络逐步向农村人口聚居区、生产作业区、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延伸。今年底,未通宽带行政村将实现动态清零,让广大农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围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网络提速降费,以市场公平竞争促进资费下降,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负责人刘郁林表示,目前,在增值电信业务领域10项业务已经全部向民间资本开放,在基础电信运营领域重点推进宽带接入网业务和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截至目前,试点范围已经扩展到28个省超过200个城市,累计批复超过200家次的试点民营企业,民营宽带用户数近700万户,民间资本在宽带领域累计投资超过百亿元。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民营企业进入宽带接入市场商用化进程,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引入竞争促进资费下降。
2021-04-20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向国会提出2022财年(始于2021年10月1日)联邦政府预算请求,拟大幅提高教育、卫生、科研等非国防项目支出,以提升美国整体经济实力,应对外部竞争。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分为法定支出和可自由裁量支出。法定支出目前占联邦政府支出的约2/3;可自由裁量支出则包括国防、教育、卫生、农业等各个项目,每年需经参众两院商议并决定其总额,其中约一半为国防开支。 根据预算提议,2022财年联邦政府可自由裁量支出为1.52万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8.4%。其中,非国防支出为769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大幅增加16%,力图扭转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做法。 具体来看,有10多个联邦政府部门的预算与上一财年相比增幅超过两位数。其中,预算增幅最大的是教育部,增长41%;其次是商务部,增长28%;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环境保护署分别增长23%和21%。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增长20%,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预算增长6.3%。 白宫官员表示,由于过去十年受到美国国会立法对联邦预算上限的硬性规定的约束,联邦政府对教育、研发、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投资严重不足,已给美国造成显而易见的不利后果。拜登政府希望以制定新财年预算为契机,重新调整美国预算重点,重建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大幅增加一系列政府科研机构的研发预算,刺激整个美国经济创新,以期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为强制削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美国国会曾于2011年通过《预算控制法》。法案为联邦政府2012至2021财年的可自由裁量支出设定了上限,并启动自动减赤机制,要求未来十年至少削减1.2万亿美元赤字。随着这项法案的到期,从2022财年开始,国会两党可以重新商讨确定下一个十年的联邦政府预算规模。 虽然拜登政府尚未提出2022财年之后的预算计划,但从其执政思路来看,显然希望延续“大政府”策略。 根据非营利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分析,如果按照拜登政府2022财年的预算提议执行下去,未来十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增加约9500亿美元,势必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到2031年,美国政府债务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16%。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预算拨款法案在参议院要得到60票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除团结50名民主党参议员外,拜登政府还要争取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但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为首的共和党议员已对新财年预算提出批评,指责其花费上万亿美元满足“自由派”的愿望清单、却忽视了加大国防支出。未来几个月,两党在预算谈判上想必还有一番博弈,拜登的部分预算提议可能会遭到共和党驳回。 除新财年预算外,美国两党也在酝酿出台《无尽前沿法案》,旨在通过增加对未来技术领域发现、创造和商业化的投资,以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2021-04-20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新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已完成征求意见、修订等阶段,目前正在走最后流程。这意味着,自2020年初我国钢铁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工作暂停一年半后,钢铁产能置换将再次启动。 一位权威人士表示,目前钢铁行业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产能置换是实现严禁新增产能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我国新一轮“去产能”的落实,引导我国钢企优化产能部署,调整区域布局。 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副处长文刚日前在2021首届北部湾钢铁发展论坛上表示,虽然当前钢铁行业发展形势喜人,但也要看到钢铁工业存在产能、产量严重错位,去产能基础尚不牢固,铁矿石进口比重过大等情况,产业安全面临风险。同时,企业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不能盲目乐观。 此次钢铁产能置换新政,旨在严守不新增产能的红线。文刚表示,钢铁产能置换比例将明显从严加严。修订后的产能实施办法将大幅提高置换比例,扩大敏感区域,并进一步对特定区域改扩建范围加大限制。但同时,为鼓励企业实质性推进兼并重组,有序发展,电炉炼钢,探索低碳工艺技术发展等方面,实施办法将置换比例予以了适当降低,体现差别化的支持政策。 “提高产能置换比例,是为了减量化发展的背景下,产能置换比例的设定必须保证项目实施后,产能得到有效控制,不能出现名义上产能减少、实际上产量增加的现象。”一位业内人士说。 有关人士表示,随着钢铁行业供需关系的改善,钢材价格回升,企业效益好转,有些地方出现盲目招商引资,不顾条件,大上快上钢铁冶炼项目的冲动,有的钢铁企业试图以种种理由不履行项目管理程序规定,存在“先上车后买票”的错误认识,让钢铁行业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为此,实施办法明确,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严禁增加钢铁产能总量。未完成钢铁产能总量控制目标的省(区、市),不得接受其他地区出让的钢铁产能。长江经济带地区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冶炼项目。 同时,文刚指出,今年将积极配合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钢铁去产能“回头看”检查以及粗钢产量压减工作,引导钢铁企业摒弃以量取胜的粗放发展方式,切实巩固去产能成效。 此前,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就2021年钢铁去产能“回头看”、粗钢产量压减等工作进行部署。两部委将重点检查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打击“地条钢”涉及的冶炼装备关停和退出等情况。同时,统筹考虑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节点,重点压减环保绩效水平差、耗能高、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企业的粗钢产量,避免“一刀切”,确保实现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表示,对于地方,应严格执行产能置换办法,加大长流程减量置换比例,严格执行禁止新增钢铁产能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科学优化生产力布局,切实改变“北钢南运”的现象。他建议,在京津冀地区,应压减长流程钢铁产能;重点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等长流程产能集中且生态环境重点地区,合理布局发展短流程炼钢。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骆铁军指出,在需求拉动下我国钢铁产量持续增长,有效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但长远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去年和当期的钢材消费的“非常态”难以持续。 骆铁军建议,限产量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应重点限2016年以来的违规新增及产能置换不规范项目的产量;限环保治理水平差及非规范企业的产量;限生铁产量来实现限粗钢产量。而对于达到超低排放A级的企业、电炉短流程炼钢企业则应少限或不限,但他也表示,所谓不限也不是满负荷生产,同样要让这些企业产量同比不增加。
2021-04-20
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后,打造一个强省会,对很多省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近日,贵阳贵安“强省会”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召开,多部门现场签订责任状。不仅是贵阳,多个省会尤其是二线省会都在发力,做大做强平台,凸显省会担当。 贵阳要成为特大城市 上述誓师大会印发了《贵阳市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贵阳贵安将成为首位度更高的省会城市,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经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实现位次前移,首位度达到27%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700万人,城区常住人口达到500万人的特大城市。 数据显示,2020年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311.65亿元,同比增长5.0%;GDP总量居全国城市第52位,排在贵阳之前的还有襄阳、济宁等三线城市。在省会城市中,贵阳居第19位,在南宁和太原之间。 目前,GDP超5000亿元的省会城市已有17个,超过1万亿元的省会城市已经有11个。总体上看,贵阳和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与昆明、南昌等城市也有较大距离。 近年来,各大省会城市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中心度与首位度(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的比重)。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020年贵阳首位度为24.19%,这个比例在27个省会城市中居第17位。 但是,部分首位度低于贵阳的省会城市,是由于省内还有另外的中心城市、经济大市,比如济南、南京、福州所在的省份都是如此。相对来说,贵阳所在的贵州省,经济欠发达,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省会来拉动,因此未来贵阳在贵州的首位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贵阳做大,成为特大城市,才更有可能承接全国各地到贵州的资源要素。集中精力把贵阳做大,与周边中小城市一起打造城市群、都市圈,这也符合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规律。 提高首位度,意味着需要抓紧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使其加快发展成为特大城市。根据住建部《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贵阳的城区人口为296.72万人,是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300万以下)。未来贵阳还是要加快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增强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 胡刚说,在某一个阶段内,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效益就越高。因为规模越大,城市里的产业专业分工越细,越专业化就越有竞争力。此外大城市的知名度、产业、科研能力和集聚消费的能力越强,带动能力就越强。打造一个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对不少中西部省份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 哪些省会需要提升首位度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020年,首位度后十名省会分别是济南、南京、呼和浩特、石家庄、南宁、郑州、南昌、广州、福州和太原。 这些城市中,广州、济南、南京和福州所在的省份都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均为“双子星”或者“多子星”模式,即所在省份中,除了省会城市外,还有其他经济发展突出的中心城市或经济大市。 比如,广州所在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经济第一市是计划单列市深圳,制造业大市佛山GDP超过万亿,东莞也逼近万亿;济南所在的山东省,GDP第一的是计划单列市青岛;南京所在的江苏省,苏州是第一经济大市,GDP突破两万亿元,无锡和南通也都超过万亿;福州所在的福建省,经济第一市是民营经济大市泉州,此外还有福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厦门。 郑州所在的河南省,是第五经济大省,而且户籍人口过亿,地市较多,共有18个。河南地形以平原为主,人口和经济分布较为均衡,因此郑州GDP虽然超过1.2万亿元,但相对占比也不高。 相比之下,南宁、南昌、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这些省会,GDP总量不高,而且首位度也比较低。比如石家庄作为人口大省河北的省会,总人口超过千万,但GDP不到6000亿元;南昌也不到6000亿元,但邻近几个省的省会城市均已突破万亿元。此外,南宁、呼和浩特、太原这几个城市的GDP均低于5000亿元。 旦近年来,不仅是贵阳,多个二线省会城市也纷纷发力强省会。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4月7日,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孙大光调研强首府工作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以坚定的信心、高昂的斗志、奋斗的姿态、强有力的举措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宁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726.34亿元,稳居全区各市首位,占全区比重21.3%,较上一年度提高0.1个百分点,在全区首位度继续提升。 为了保证“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南宁还设置了专门的强首府指挥调度中心以及“云指挥调度系统”,以此来统筹协调各方的力量。 江西“十四五”规划提出,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推动南昌彰显省会担当、增强省会功能,打造都市圈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品质消费中心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心,增强核心主导功能和辐射带动能级。 胡刚说,包括贵阳、南宁、南昌在内的几个省会所在的省域经济都不太发达,通过做大省会城市,可以反哺周边地区的发展。如今高新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强,而这些产业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大城市,中西部地区就主要是省会城市,因此只有提升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做大做强城市平台,才能带动所在省域经济的发展。 一个实力强劲的中心城市,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口、技术、政策,发展空间才会更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分析,高新产业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人才、设备和营商环境,什么样的城市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中西部地区,首选是省会城市。像广西和江西,如果没有一个强中心带动,就很难与其他省份竞争。因此,广西、江西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着力强省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2021-04-19
◎记者 李苑 ○编辑 林坚 生态环境部近日下发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提出,将从加强源头引领、严格环评审批、强化监管执法等方面推进高耗能、高排放(下称“两高”)行业有序发展、减污降碳。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推动污染源头治理。目前,“两高”行业还存在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缺位、区域削减不落实、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与绿色转型发展要求仍有不小差距,亟需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予以破解。 目前,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范围并无明确界定。根据生态环境部门职责,综合考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注的重点行业,《指导意见》重点关注火电、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冶炼六大行业,并尽量细化了具体管控要求适用的行业类别。 《指导意见》要求,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其中,强化重点区域流域差异化管控,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聚焦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黄河流域、京津冀区域等缺水地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加强总磷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 为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指导意见》提出,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在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的前提下,应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相关规划环评要求;环境质量超标地区新建、扩建“两高”项目,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煤炭消费替代、污染物区域削减等措施腾出环境容量。 此外,对不符合产能淘汰置换要求的新建、扩建炼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项目,《指导意见》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依规严格审核,确定是否属于法定不予批准环评文件的情形。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指导意见》立足“六位一体”全过程环境管理框架,系统集成各重点行业现有产业政策及规划、审批原则等管理要求,并针对重点环节有针对性地要求从严管控。同时,充分考虑当前正值政策调整期,《指导意见》为后续碳排放控制及有关产业政策预留接口。 《指导意见》还要求,在研究确定“两高”项目环评审批权限时,应充分考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环评审批管理能力。不得以环评改革试点名义随意下放炼油、乙烯、煤化工、燃煤发电(含热电)、电解铝、氧化铝、钢铁、水泥熟料、铜铅锌硅冶炼等“两高”项目审批权限或降低审批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程序、审批结果的监督与评估,对审批能力不适应的依法调整上收。 《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两高”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对申领排污许可证的“两高”企业加大现场核查力度。对于建设项目未依法取得环评批准文件的,重点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评批准文件或总量控制要求的,未落实产能置换、煤炭减量替代、区域污染物削减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排污。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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