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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玲报道 “今年以来,主要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是疫苗的接种取得进展,经济复苏前景改善。在我国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形势呈现汇率稳定、交易理性、收支平衡的主要特征。”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4月19日在以“金融开放与金融合作”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分论坛上表示。 具体来看,第一,人民币汇率在双向窄幅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与国际上主要货币相比,今年以来人民币币值较为稳定,体现出较强的韧性。第二,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一方面,市场主体“逢高结汇、逢低购汇”的理性交易模式更加明显;另外,外贸趋势和进出口企业结售汇同方向变化,增幅大体匹配,关联度较高,也是市场趋于更加理性的体现。第三,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一方面,跨国投资保持活跃;另一方面,证券投资保持小幅净流入,主要是债市和股市小幅净流入。 “当前,中国外汇形势保持稳定,体现了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宣昌能表示,从外部看,美国经济复苏加快,叠加超宽松的刺激政策,市场通胀预期增强,推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1.7%,美元汇率指数也从1月初的89反弹到93以上。因此,去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因素有所减弱;从内部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了根本的支撑。2021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呈现积极变化,疫情防控稳妥有效,疫苗日均接种剂次提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可望达到8.4%,继续在主要国家中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动力和韧性。 宣昌能表示,未来,支持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仍会发挥主导作用。从基本面看,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有助于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政策面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助于促进境内外资金双向均衡流动;从市场发展来看,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深度、广度、成熟度不断提升,有助于发挥综合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宣昌能说,我们也要看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继续,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再恶化趋势,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中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下一步,外汇局将坚持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发展变化,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高频监测,健全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本报讯 日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在北京举办“新起点·新机遇”特殊资产推介会暨“长城点金网”上线发布会。会上,中国长城资产正式推出其自主开发的特殊资产营销平台——“长城点金网”,并宣布启动春季资产营销推介活动。 据了解,“长城点金网”是中国长城资产自主搭建的集资产展示、线上洽谈和投资意向发布为一体的特殊资产综合营销服务平台,通过网站、公众号、小程序等不同场景下的信息共享,致力于打造与广大投资者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已上架资产3500余笔,涉及债权本金超过2700亿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400家投资机构的关注和洽询。 除4月15日在京举行的首场京津冀专场特殊资产推介会外,中国长城资产将陆续于4月20日、23日、28日分别在广州、杭州和成都举行粤港澳、长三角和成渝地区专场特殊资产推介会,推介亮点资产,对接重要客户,寻找合作伙伴。 (庞东梅)
本报记者 李国辉 近期,碳中和领域不断传出重磅声音。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并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30/60”目标要求经济全面、系统性转型。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可发挥“加速器”的作用。人民银行计划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碳减排提供一部分低成本资金。构建碳市场应更多体现金融属性,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 绿色金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部分领域已经取得全球领先的成绩。未来绿色金融如何进一步发力、高效助力碳中和?围绕这一话题,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展开了讨论。 “能源转型、新能源体系的建构不只是为了控制气候变化,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化石能源耗竭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能源转型,将会导致气温升高,人类无法可持续生存;同时也会导致能源供给突然断竭,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蓝虹表示,关于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的讨论,并不全是一个生态环保的命题,更是一个经济的命题。 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强调,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碳市场。碳市场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增加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流通成本,降低新能源的成本,提高新能源的收益,从而可以引导市场投资。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碳信用可以给绿色企业带来巨大财务激励。以特斯拉为例,其净利润在2014年至2019年持续为负,在2020年转为正值,这与碳信用收入的增长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美国碳交易市场提供的碳信用收入,特斯拉的利润将无法达到当前水平。因此,碳市场对推动新兴绿色能源产业、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发展意义重大。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为360亿吨,其中,中国占比为29%,美国占比为15%,欧盟占比为9%。“然而,欧盟的碳市场总成交量占全球的90%,中国的碳市场总成交量却占比很小。如果我国在碳交易、碳信用领域可以发展至欧盟水平,碳市场前景将非常广阔。”孙明春表示,我国碳中和进程存在巨大机遇,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殷红表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带来一次产业革命,商业银行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例如,持有较多高碳资产的金融机构将面临较高转型风险。高碳行业的企业可能因盈利收窄、竞争变弱、还款能力下降从而产生信用风险,持有较高比重此类资产的金融机构需提前梳理,压降规模,调整结构。同时,银行业需考虑自身碳中和的目标和措施,测算自身碳排放主要集中的领域,并采取措施,在考虑业务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测算自身实现碳中和与投融资端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与目标,这是一个复杂、系统而细致的工程。 “碳市场的关键是一套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的机制设计。”梅德文认为,从价格角度看,我国目前的碳价(23元至24元)还无法承担起促进价格发现、资源管理、风险配置的重任。我国的碳市场希望起到约束化石能源、激励新能源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至少在价格上有一个正确的价格发现形成机制。有研究表明,根据碳减排的边际成本测算,到2030年,我国碳价格应约为13美元;2050年至2060年,可能会超过100美元。 蓝虹同样认为制度设计是关键。“如果制度体系设计好了,就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使它沿着一个新的路径去增长。”她表示,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看,只要制度设计合理,碳减排碳中和行动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例如,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可以减排7.7亿吨二氧化碳,同时二氧化硫排放将减少90%,氮氧化物排放减少72%,并因为增加就业、新产业发展等带来260亿美元至45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至2012年欧盟碳交易市场第二阶段截止时,欧洲气候变化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联动,推动欧盟排放总量相较1980年减少19%,单位GDP能耗降低近50%,同时经济总量增幅达45%。 蓝虹建议,设计一个宏观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和架构,在这种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和架构的前提下,设计出更多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和手段,从而整体推进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并将其转化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让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2021-04-20
本报记者 陆宇航 “银行告诉我,放贷不看银行流水,只参考社保基数。我现在还有1万元出头的房贷月供,不符合他们的放贷标准。”准备申请一年期10万元贷款买车的张先生,在致电与4s店合作的某家国有大行后,被告知不能获得车贷。 车贷是银行消费贷款的重要产品之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新格局过程中,消费金融成为各家银行当前和未来角力的重要领域。不过,银行业并没有因此对消费金融大开绿灯。在银行消费贷审批趋严的背后,是银行消费金融领域、特别是占据较大比重的信用卡不良率的抬升。在此背景下,未来银行业如何在防范化解相关风险的同时把握机遇、突出重围,值得关注。 不良率攀升带来考验 如果要列出近年来银行业的高频词,“零售转型”一定位列其中。疫情发生后,扩大内需战略的提出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筑,为消费金融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从近期各家银行发布的2020年年报看,零售转型的成果进一步凸显。率先实行按资产管理规模(AUM)经营考核代替存款考核理念的招行,AUM已达8.94万亿元,新增1.4万亿元,同比增长18.56%。此前明确表示要做零售银行的是平安银行,其AUM超过2.6万亿元,增幅32.4%;零售客户突破1亿户,较上年末增长10.4%。 对于客户数量优势明显的国有大行而言,零售转型的脚步则迈得更大。从营收结构看,邮储银行零售条线贡献营收近70%,远超招行,其余几家国有大行的零售条线贡献营收40%左右;从利润结构看,建行零售条线贡献了61.21%的利润,高于平安银行的61.10%。其余几家国有大行的数据也均在45%以上。 不过,业务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该报告显示,在我国消费贷款快速扩张过程中,部分金融机构忽视了消费金融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客户资质下沉明显,多头共债和过度授信问题突出。2020年以来,部分银行信用卡、消费贷不良率已显现上升苗头。 招行2020年年报显示,零售贷款业务受疫情冲击明显,除小微贷款外,其他零售品种贷款不良率均有所上升。截至报告期末,零售不良贷款余额217.57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5.71亿元,不良贷款率0.81%,较上年末上升0.08个百分点,其中,信用卡贷款不良额124.2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3.91亿元,信用卡贷款不良率1.66%,较上年末上升0.31个百分点。 “疫情导致消费者收入水平普遍下降、还款能力降低、还款意愿减弱,一方面,与逾期还款相关的客户投诉数量激增,信用卡消费者保护工作压力空前;另一方面,信用卡风险持续暴露并呈现新特点,欺诈风险、输入性风险等加快向银行系统传导。”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陈大鹏表示。 “此前,因银行消费金融快速发展和互联网金融无序扩张而积聚的共债风险在2020年进行了一波释放,短期内造成行业风险快速上升。但长期看,这是行业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刘瑜表示。 “截至2020年末,光大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为2.1%左右,较2019年提升0.3个至0.4个百分点,资产质量压力加大使银行适度加强了对信用卡额度的管控。”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场景类信贷如信用卡增速相对较慢,或与去年疫情造成的信用卡不良率攀升有关。 把握行业分化机遇 “2020年,行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疫情导致行业增速放缓乃至风险暴露、出清,行业资产质量承压,信用卡市场也受到波及。消费金融行业从未经历过如此密集的政策出台期。”在刘瑜看来,在一系列政策综合作用下,2021年或是行业大变革、大分化的元年。 一方面,在扩内需促消费的大背景下,行业发展迎来政策利好。“2020年,监管部门共批筹5家消费金融公司,数量为近四年来之最,并适度放宽了融资渠道、拨备率等要求,意在引导行业进一步规范、合理、有序发展,助力经济复苏。”刘瑜表示。 另一方面,行业迎来新一轮洗牌,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一边是诸多新政将风控能力弱、以高定价覆盖高风险的机构清退出去,释放出市场空间;一边是竞争加剧,促使一部分类金融机构转型为信息科技服务商,催生出银行、消费金融机构与服务商深度捆绑的合作新业态。”刘瑜表示。 “当前,金融监管不断加码,从法律层面夯实了行业监管框架,监管统一性日渐增强,为信用卡市场发展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生态环境;同时,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一场行业重塑、竞争洗牌的新变革到来。尤其是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大众生活方式,催生了线上经济新生态,而信用卡业务作为银行支付融资一体化、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数字化工具,自然成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陈大鹏表示。 对于未来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方向,陈大鹏认为,国有大行依托网点和客群基础获取新客户的优势明显减弱,股份行尽管借力数字化转型加大了线上获客,但随着线上流量红利消失,信用卡市场将从流量竞争转向运营服务竞争的新阶段。 提升风控与数字化能力 “未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放大销售端的做法将受到限制,线下网点对银行展业的重要性快速提升,银行将逐渐注重线下网点精细发展能力及自营能力的重塑。以往单纯利用互联网风控代替商业银行风控的方式不再可行,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风险识别、风险把控的能力。”德勤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刘绍伦表示。 银行业开始提前布局风控。“我们主动调整和收紧客户准入及授信政策,重点针对共债类客户制定专项政策;加大对正常类客户的风险监测与分析,强化风险早期处置与化解;补充和完善各类评分模型,优化数据驱动体系,用大数据指导风控策略;加大贷后催收的人力与费用投入,按照逾期阶段逐级‘拦堤筑坝’,坚持标准化作业流程和对标管理模式,持续提升清收处置能力;充分运用AI智能交互手段和智能机器人工具,提高业务效率、提升业务成效;加强司法诉讼类手段的拓展和应用力度,专项打击恶意欠款、恶意投诉等‘老赖’和不良客户,净化欠款催收环境、维护资产安全。”陈大鹏在介绍民生银行的相关举措时表示。 与此同时,数字化和精细化成为未来银行突围的重要方向。“推进消费金融线上化,需要积极对接各类生活及消费场景,获得更多的线上场景化入口和用户覆盖能力,与互联网公司、产业方和运营方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以实现消费金融服务的线上化、互联网化和用户场景化。”刘瑜认为。 据刘瑜介绍,光大银行信用卡正不遗余力加快线上化转型。一方面,提升渠道整合与生态建设能力,基于场景、流量、数据和平台等构建多渠道协同的获客能力,持续拓展内外部客户和数据资源,实现精准数字化获客;另一方面,探索新型营销模式,拓展与头部场景类机构的战略合作,更好地融入目标客群生活场景;此外,打造“掌上的信用卡中心”——阳光惠生活APP,增强线上化“金融+生活”服务和泛营销能力,打造集合服务和综合经营、实现客户需求和挖掘客户潜在价值的综合移动平台。 “多数传统银行联合场景方、数据方布局消费子公司,充分利用银行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形成母子公司互为补位、漏斗式经营格局,为银行自身消费金融业务积累经验。”刘绍伦表示。
本报讯 记者赵洋报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计算的4月16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6.38,较此前交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4月9日)下降0.18。 为便于市场从不同角度观察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情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BIS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计算了人民币汇率指数,4月16日上述两个指数分别为100.59和95.43,较4月9日分别下降0.10和0.05。
本报记者 张末冬 钱林浩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8.3%。在我国经济稳定恢复的背后,来自金融方面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近日,银保监会举行2021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在介绍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发展情况的同时,也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作出回应。 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不少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通过非正常货币政策进行强刺激。但中国依旧实行正常的货币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略有增长但并不大幅扩张,同时还保持了银行信贷、社会融资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GDP增长基本一致。 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7.7万亿元,增速为12.6%,在去年较高基数上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肖远企认为,金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背后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过去治理影子银行为信贷增长提供了宽裕的空间。同业投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理财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类信贷业务经过治理后都有大幅度下降,这是实现正常的货币信贷政策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二,过去两三年,每年处置不良贷款2万亿元至3万亿元,合计处置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这不仅大大缓释了银行信用风险,还直接腾挪出新的贷款空间,为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三,注重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力度没有降低,反而有提高。同时,我们避免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信贷刺激,避免了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从目前情况看,一季度,银行保险机构投入实体经济的各项资金增长合理适度、效率显著提升,较好满足了实体经济恢复发展需要。”银保监会统信部副主任刘志清表示,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同时,银保监会十分注重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前瞻监测评估各类潜在风险,推动银行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足额提取拨备,通过适度利润留存,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银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多种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增强风险抵御和损失吸收能力。保持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不减,推动银行全年不良贷款处置总体多于去年。另外,指导银行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密切监测有关企业经营风险变化情况。稳妥应对部分大型企业债务风险,通过成立债委会、实施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多种方式有序化解风险。 着力普惠金融 在新闻发布会上,普惠金融部副主任丁晓芳从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提效、强化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方面介绍了普惠金融工作实施情况。 以乡村振兴为例,丁晓芳表示:“一是优化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体系和机制。鼓励银行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内设机构。鼓励21家会管银行给予普惠型涉农贷款不低于75个基点的内部转移定价优惠。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的银行分支机构绩效考核当中,乡村振兴相关指标考核权重不低于10%。二是加大涉农信贷的投放力度。银行业要实现同口径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农发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要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的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三是进一步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评级工作,力争到2023年能够基本实现全覆盖,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完善区域内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平台,进一步破解涉农贷款‘缺信息、缺信用’的难题。四是提升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银保监会正在积极配合财政部研究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 另外,丁晓芳表示,银保监会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在“十四五”期间建成具有适应性、可持续、高质量的普惠金融发展体系。 记者注意到,银保监会办公厅近日下发的《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考核及监测口径作出调整。从2021年起,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增”监管考核口径中,剔除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相关数据,即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均不含票据贴现及转贴现业务数据。丁晓芳对此回应称,监管方面关注到个别银行为了完成监管考核目标,存在用票据充规模的现象,形式上达到“两增”的行为。对此,今年优化了对“两增”考核的口径,剔除票据贴现业务,进一步明确监管导向,督促银行真正聚焦小微企业痛点难点,切实提高信贷资金投放效率,将小微金融做得更加精细和扎实。 车险改革实现降价增保提质 关系亿万车主的车险综合改革也是此次新闻发布会上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自去年9月19日启动以来,车险综改已实施半年有余。银保监会财险部主任李有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车险市场运行平稳有序,“降价、增保、提质”阶段性目标初见成效,基本符合改革预期。 李有祥从三方面介绍了车险综改半年来呈现的特征。首先是降费让利超千亿元,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截至3月底,消费者车均缴纳保费较改革前降低689元,降幅达到20%。据此测算,改革以来,全国车险消费者为此减少保险支出超过1000亿元,许多驾驶习惯好、出险频率低的低风险车主享受到了更多的保费优惠。其次是赔付水平大幅提升,保险保障程度明显增加。按照车险综合改革设定的目标,半年来,车险综合赔付率水平由改革前的57%升至今年3月末的71%,大幅上升14个百分点。车险的保障程度明显增加,交强险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保障水平由改革前的12.2万提升到20万。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平均保额提升44万元,由89万元提升到133万元,其中保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保单占比达到91%。最后是费用水平大幅下降,车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到3月底,全国车险综合费用率为27.5%,同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中,车险手续费率为8.2%,同比下降近7个百分点;车险业务及管理费率为19.4%,同比下降近4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保持较高水平,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承保仍然使用传统的行业条款。车险综合改革方案中也提到了支持行业根据新能源汽车风险特点开发专属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这将是监管部门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目前,相关工作也已经启动,我们正在指导行业协会开始拟定新能源汽车专属的示范条款。但考虑到产品开发有个程序,具体流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仅要考虑新能源汽车新的发展状况,还要结合目前保险行业掌握的新能源车相关风险数据及赔付情况等来综合测算,最后还要征求行业意见。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改革工作部署,指导行业协会力争早日推出新能源车保险示范产品,为新能源车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风险保障,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李有祥称。 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在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同时,防范风险依然是监管的重点。 金融委近期召开的会议强调,部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有所暴露,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有待完善,需要高度重视。肖远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目前数据来看,地方金融机构整体经营比较稳健,整体风险可控,但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水平差别较大,个别机构存在较大风险,特别是不良资产比例比较高,资本缺口也比较大。“总的来说,要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根据每家机构特点,一个机构一个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一定要压实股东的责任,特别是大股东的责任。如果这些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存在不当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违法违规地把机构的资金非法占有,这些股东必须要承担责任,要进行追偿,同时其入股的股权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外界所关心的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问题,肖远企在答记者问时强调,所有贷款的用途必须与申请贷款时签订合同的内容一致,否则就是违规。如果经营贷确实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监管部门是鼓励银行放贷的;如果把生产经营资金用于房地产市场或其他方面,则为违规,必须纠正。银行有义务、有责任进行贷后跟踪,这一点没有任何执行上的折扣。 此外,目前在营P2P机构已经全部停业,对于存量风险处置工作,丁晓芳回应称,一是加大正常退出机构风险化解力度。二是依法加快刑事立案的机构资产处置的力度,协调公安、司法等部门加大涉案资产追缴处置的统筹力度,提升案件侦办和审判的效率,做到阳光办案,积极地回应出借人的关切。三是着力健全网贷风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对存量的退出机构加强监测,同时防止新出现P2P类似的机构;另一方面,在立法层面,有关部门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从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周小川 要区分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对于比特币这类数字资产,并非现在要下结论,但是“要提醒,要小心。在中国,任何金融创新的东西,都要说清楚它对实体经济的好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李波 加密资产将来可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或是替代性投资。 ◎记者 范子萌 林淙 ○编辑 陈羽 随着全球范围内央行数字货币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关数字人民币的动向、央行数字货币如何实现国际化、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如何区分的讨论,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4月18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这一关键议题,从诸多领域进行了思辨与讨论。 央行数字人民币的经验 当前,数字货币正成为全球性金融变革的焦点。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终端的普及,以及中国巨大零售市场的需求,共同催生出一个更方便、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体系。而在他看来,做好零售系统则是所有开展其他业务的基础。 行为知之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坦言,我国从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双层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印证。“我们在数字货币方面,采用了双层体系设计,能够兼容现在的货币和银行体系,这就使得金融脱媒化风险最小。”李波表示。 据介绍,通过多层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已实现了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可控匿名性。“一方面,我们对小额交易实现匿名化;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大额交易进行追踪。”在李波看来,上述设计可成为数字化货币理想的途径。 “我们的系统是相当开放的系统。”李波表示,央行对于混合系统的尝试,即在数字人民币和账户、准账户、代币系统之间进行挂钩,实现耦合。 尽管还未有具体时间表,但李波透露,央行将在全国继续推动试点工作,扩大试点项目范围;同时,打造数字化人民币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包括提高技术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建立起监管框架。 央行目前正在考虑设置更多场景,并在更多城市进行试点。李波介绍道:“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我们不仅要数字人民币可以为国内用户所用,还要让国际用户也能使用,从而在试点项目中涵盖更多场景。” 探路数字货币国际化 当前,全球各大央行均在数字货币发展前沿探索。 然而,数字货币在落地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各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无缝连接? 打造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兼容性与互联性是主要方向。在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看来,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化”有三种路径:不同的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实现兼容;建立接口,通过互联链路,打造更加闭环的系统;打造彼此兼容的央行数字一体化网络,使得跨境支付更为高效便捷。 实现央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并非易事。李波认为,不必急于求成找到解决方案,而应探索不同的方式,试验不同的技术,以开放的心态,建立扎实的数字人民币,建立健康的生态系统,并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 周小川表示,应以尊重各国央行货币主权为前提,“必须尊重各国央行的货币主权,不能是某一个货币‘一统天下’。” 在提升央行数字货币的互操作性方面,全球央行已付诸努力。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今年2月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泰国银行助理行长瓦奇拉·阿罗姆迪表示,经此试点,希望进一步促进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并吸引更多央行参与其中。 数字资产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 时下,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数字资产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对于这一点,与会嘉宾的共识是:应加强风险防范,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都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 周小川表示,要区分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对于比特币这类数字资产,并非现在要下结论,但是“要提醒,要小心。在中国,任何金融创新的东西,都要说清楚它对实体经济的好处”。 “比特币是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本身不是货币,而是另类投资品。”李波这样对比特币进行了明确定义。他认为,加密资产将来可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或是替代性投资。 随着比特币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关注,更加强有力的监管规则也应顺势出台。李波表示,正研究对比特币、稳定币的监管规则。“将来任何稳定币如果希望成为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支付工具,必须要接受严格监管,就像银行或准银行金融机构一样受到监管。”这其中需要确保的是,这类资产的投机不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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